古人说内外有别，道理各各不同。丈夫叫“外子”
叫“
内”伤兵在医院之内，而慰劳品在医院之外，非经查明，不准接收。对外要安，对内就要攘，或者嚷。何香凝〔２〕先生叹气：“当年唯恐其不起者，今
唯恐其不死。”然而死的道理也是内外不同的。庄子曰“哀莫大于心死，而身死次之。”〔３〕次之者，两害取其轻也。所以，外面的体身要它死，而内心要它活；或者正因为那心活，所以把体身治死。此之谓治心。
治心的道理很玄妙：心固然要活，但不可过于活。心死了，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，结果，反而
得大家不镇静。心过于活了，就胡思
想，当真要闹抵抗：这种人“绝对不能言抗”〔４〕。为要镇静大家，心死的应该出洋〔５〕，留学是到外国去治心的方法。
而心过于活的，是有罪，应该严厉处置，这才是在国内治心的方法。
何香凝先生以为“谁为罪犯是很成问题的”——这就因为她不懂得内外有别的道理。
四月十一
。〔１〕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
《申报·自由谈》，署名何家干。〔２〕何香凝（１８７８—１９７２）广东南海人，廖仲恺的夫人。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，从事革命活动。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，她坚持进步立场，对反动派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。一九三三年三月她曾致书国民
中央各委员，建议大赦全国政治犯，由她率领北上，从事抗军的救护工作，但国民当局置之不理。本文所引用的，是她在三月十八就此事对社记者的谈话，曾刊于次上海各报。〔３〕“哀莫大于心死，而身死次之。”语出《庄子·田子方》：“仲尼曰：‘恶，可不察与！夫哀莫大于心死，而人死亦次之。’”〔４〕“绝对不能言抗
”一九三三年
，蒋介石在第四次“围剿”被粉碎后，于四月十在南昌对国民将领演讲说：“抗必先剿匪。征之历代兴亡，安内始能攘外，在匪未剿清之先，绝对不能言抗，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。…剿匪要领，首须治心，王
明在赣剿匪，致功之道，即由于此。哀莫大于心死，内忧外患，均不足惧，惟国人不幸心死，斯可忧耳。救国须从治心做起，吾人当三致意焉。”〔５〕心死的应该出洋指张学良。参看本卷第１４８页注〔１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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