专家造假何时了,罪恶知多少
近几天上网浏览了几篇网文,发现一些博客和文学网站的写手对特色国度的学者显得陌生,尤其是对学者的言论极不理解,好像从桃花源里走出的秦人。他们对专家学者的言论心存疑虑者有之,极为不
者有之,甚至还有
腹牢
横加指责者。例如某教授预测楼市在三年内呈上涨趋势,可不到一年就跌了害得房奴们大呼上当受骗;某经济学家预测某股市会继续走红,结果是经济学家的话刚落音,这股市就大跌了,骗得部分股民放心投入后亏血本而痛悔不已,有的跳楼。他们非常纳闷,如今的学者专家怎么啦?他们的预言就怎么那么没头没脑啊?!
果真是学者专家没头脑吗?不是。那是你没看清如今特色学者的真面目。我以为这完全是特色条件下的正常现象!上述两例不过是专家学者故意犯下的最低级的“失误”
秦人看了这样的低级“失误”也大惊小怪,如果看了那些更加惊心动魄的“失误”你不吓个半死也会瞠目结舌!这种现象还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。
1958年1月,广东汕头报告了晚稻亩产3000斤。一个月后,这个记录就被贵州金沙县一季稻亩产3025斤打破了。入夏后,全国小麦“卫星”目不暇接,争相耀眼。6月12
,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文章,称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继放出小麦亩产2105斤的“卫星”之后,又放出亩产3530斤的“卫星”对此,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写了一篇短文《粮食亩产会有多少?》6月16
刊于该报。他提出:今后,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,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。经钱学森科学计算,得出了“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,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”的结论。
钱学森在科技界可算是响当当的人物吧,可他在建国初期为
合红色领袖大跃进的思
,对报刊上发表小麦亩产两、三千多斤的报道不但不批判指正,反而“科学论证”其产量可在此基础上提高二十多倍①。在那时,亩产两千多斤就够大吹牛了,还要达到二十多倍不就是四万多斤吗?把个红色领袖哄得喜笑颜开,农业大跃进有科学依据了啊!你是否会责怪钱学森不懂科学?那个时候,他能讲真话吗?开国元勋彭德怀讲了真话,其下场也是那样可悲,何况一个小小的钱学森!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下,他不得不作出这种明哲保身的选择!
钱学森的无奈选择人们可以理解和同情,可有的人为了抬高红色领袖而大出风头的做法就遭人唾骂了。1967年,湖南醴陵的数学教师周有华到北京宣讲论文——《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》,声称根据
泽东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,批判物理学中的场论,将矛头直指相对论。这篇妄作虽被当时有责任感的科学家否定,但1968年仍然组织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,将爱因斯坦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进行野蛮批判。周有华也由此成为活学活用红色领袖思想的大红人。只可惜他在当时虽然骗得了一时的功名,却落下了永世的骂名。
专家学者除追求功名“失误”外,在经济利益
惑下更有“失误”的。2005年,一个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分院副院长董书宁任组长、7名高级工程师和研究员组成的专家组,对四望嶂矿区安全情况提出论证意见,其结论是:“所开采的煤层大部分都已在水淹区影响范围之外,其正常条件下开采是安全的。”可就在这个鉴定签字几个小时后,被这个专家组认真考察过的广东梅州大兴煤矿却发生了一起123人遇难的特大矿难。天哪,123人的矿难,居然在专家组眼皮底下发生,这还算“开采是安全的”那不安全的又会是什么概念呢?大概要死伤成千上万的矿工或发生更惨的事故吧!是专家组没有检测能力吗?不是。很多安全隐患,别说是高级工程师、专业研究员,就是普通矿工都能发现啊。是专家组没有安全隐患的检测设备吗?也不是。一个21世纪的省级煤炭科学研究院,连检测煤矿安全隐患的设备也没有,那只能哄学前班的孩童!是专家们在沉甸甸的红包面前写下了置矿工生死于不顾、违背实际、泯灭良心的罪恶鉴定。
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很多“豆腐渣”工程的学校、防洪大堤、桥梁,哪一处不是由专家验收后评为合格甚至优良工程啊!就连“大头
粉”都敢评个“优质食品”!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人们丧身在“豆腐渣”工程中!不知有多少婴幼儿深受其害!
还有既体现府政意志有体现企业老板意志的权威鉴定,更是让老百姓有苦难言、无所适从。(为了在述评中不出现自动屏蔽和被网站编辑感到政治
感的词语,在部分叙述中,我们只好删掉事件的人名地名。)有个在企业长期从事接触矽尘工作的员工,患上矽肺病,并且经医院检查确认。可企业就是不承认(该病系职业病,企业要负担医药费),理由是非府政指定职业病鉴定医院的鉴定无效。而府政指定的医院所作的鉴定结论居然不是矽肺病!可怜的这位小员工经多次上访无果后,走上了开
验肺的悲惨之路!谁都知道,以如今的医疗设备检测手段,要诊断矽肺病那简直是轻而易举,根本用不着开
!把个矽肺病患者说成非矽肺病,检测者可以得到企业老板给的的好处,老板则可以省掉许多医药费!这在特色国度里并非什么秘密!
别以为这就是最雷人的活人鉴定,还有更使你触目惊心的啦:有家台湾企业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,先后出现十多人跳楼自杀事件。企业老板不但没有受到国家司法机关的法律追究,反而有专家教授替老板辩护,说那是跳楼自杀者个人原因所致。“一个企业的员工,在这么短的时间内,这么频繁地跳楼自杀,确实暴
了企业转型中的员工心理危机问题。”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系主任、心理学教授孙红就这样说。可惜孙教授研究的范围太狭窄,如果他对抗
战争时期那些不堪忍受日本强盗躏蹂而投井、上吊自杀的女同胞们也作个“心理危机问题”的结论,那将是对大东亚共荣作出大巨的贡献!对文革中那些投水、跳楼、服毒自杀的人群(当然包括邓朴方在内)还是作个“心理危机问题”的结论,那一定会成为享誉中外的“文革”大功臣!
秦人也许会发问:专家教授如此胡作非为草菅人命,老百姓为什么不到府政衙门上访告状呢?说得轻松,老百姓上访谈何容易!近来披
的湖北省的法官冯缤为解决
子的劳务纠纷问题,两年来已和他所在的孝感中院打了两场官司。不服判决,穿上法官服到省高院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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