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姐带我去学校报名。到了学校，她躲在门口，要我自己去教室。我想要她陪我去，她不肯，我就自己走进教室，在一个男老师报了名。出来时，四姐还守在门口，见我出来，就跟一个同学走开了。
我们坐在一年级的教室里，等着老师来。等得有点不耐烦，班上都是入学的新生，闹哄哄的。有一个同学还站在凳子上大声说话。我老老实实的坐在课桌前，不知声，不说话。看着别的孩子都很活跃，很大胆，竟为他们感到几分惭愧。我发现也有几个孩子像我一样很安静，我从他们脸上看到了同样的无措和惶然。那个站在凳子上大声说话的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吵起来，那女孩子和我在一个队里，是上一年的留级生。他们互相骂着脏字，好像随时要打到一起。我对他们十分敬仰，他们敢在班上吵架，一点害怕的样子都没有。就在他们快要撕扯到一起时，有人说老师来了。班里一阵混乱，然后安静下来。一个面皮黝黑高挑的男人走进来，他就是给我们登记的那个老师。
老师给我们发书，又点名，每个被点到的同学都要喊一声“到”有的学生喊得不响亮，老师就让重喊，直到合格。放学的时候，我们
天喜地的往家跑，觉得学校一切都很有趣，很新鲜。下午老师没给我们上课，让我们几个人一组赛跑，然后，就让我们回家了。没想到学校这么有趣，这么好玩，老师这么好。入学第一天就这么快快乐乐的过去了。
教我们的老师姓陈，他有一句口头禅，谁要是回答不上他的提问，他就用汉语拼音说mi
，迷糊。他还有一个习惯性动作，谁要是在听课时走神儿，溜号，他就用粉笔掷过去，不是打人，而是击打这个人前面的桌子，把人吓一跳。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，想打桌子，却打到了人。有时也犯更大的错误，想警告甲，却打到了乙，就会把那个同学
得愣眉愣眼，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。这时他就会冲无辜者一笑，直接叫起真正的“罪魁”批评几句之后，再让他坐下。他从不把学生领到教研室批评，只在班上批评教育。有时，他也会动动手，用教鞭指点学生的肩膀，并不怎样用力。不过这样的时候并不多，陈老师平时还是很平易近人的。刚刚入学，我几乎什么都不会，数学还勉强，语文的拼音只会读，不会写，手比脚还笨，几乎使我厌学。但还好，最初的生疏过后，我很快就入门了。第一学期学完，一本语文书我可以从头背到尾。我从未刻意去背，只是在学的过程中，很自然的记
了。第二学期陈老师去
别的班了，接着教我们的是一个很慈祥的老太太。关于陈老师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，我有一本新买的小人书，拿到学校去炫耀，被陈老师看到了，借去看，后来却忘记还我了。我也没好意思冲他要，不过还是狠心疼，那是一本真正的小人书，而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。张老师六十多岁，大圆脸，讲课时不戴眼镜，批改作业时才戴上。很专注，很认真的样子。我那时很调皮，就知道玩儿，但学起课程来很轻松，觉得在学校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玩儿的地方，没有什么上进心，学习好坏对我没什么感觉。不过张老师对我很好，她对所有学生都很好。我人生第一个近似肯定的评价，就是从她那里得到的，所以弥足珍贵。她肯定了我天
的顽皮，也肯定了我天的聪明，而且，她也不认为我的顽皮是什么缺点。我只是任而为，从未认识到自己的顽皮，也从未觉出自己如何聪明，但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老教师，她对每个学生都是明察秋毫的。我们那时都是八九岁的孩子，有时也会惹到张老师生气，但她从不发火，只是有一次她似乎很生气。对我们说，她已经退休了，不想出来教课，因为校长一次一次找她，她才来了。但她来了就要教好我们，不能把我们耽误了。张老师有一个傻儿子，三十多岁了，有一次正上着课，她忽然对我们说，她要回家看看儿子。回来对我们说，她儿子一点都不傻，可懂事儿了。那副认真的样子，让我今天想起来还很感动。我们只是一群不懂事的小
孩儿，她对我们那么认真的说话，可见她是多么想对人说，她的儿子不傻，很懂事。张老师只
完了我们一年级，就不肯再了，说自己眼睛不好，还得在家照顾自己的儿子。到了二年级，教我们的是一个集体户的女学生，姓李，二十二三岁的样子，个子细高，腿很长，
子很瘦，把腿大和股箍得紧绷绷的。小小的头，五官配合着脸的比例，紧紧巴巴的。但教课还算认真。不过对我这样淘气的学生偏见很深，先入为主的认定我这样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，什么调皮捣蛋的事都是我做的，我是每件坏事的疑犯。比如，有一次午休，我们几个男生在教室里胡侃，一个女生从旁边走过，被一个男生绊了一下，几乎摔倒。这个女生到教室告诉了李老师，李老师把我叫去审问，我当然不会承认，因为根本不是我，而且我对她这样侮辱我的人格很生气，我固然调皮，但我绝不会给女生下腿绊。所以，言语上对她有了冲撞，她就报告了校长。校长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，先是很有修养的开导我，让我承认是自己给女生下腿绊。说我承认了，以后改正了就是个好学生。我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，他的态度就不那么和蔼了。威胁我不承认就不让我上课，放学也不让我回家。见我不肯就范，就把我带到学校的仓库里审问，继续威胁我说，不承认就把我关到仓库里。而我继续否认着自己没有做过的事，校长气急败坏，正好仓库里
扔着坏了的桌腿和板凳，他就顺手抄起一条桌腿，举起来，说不承认就打断我的腿。他的暴徒举动更
起了我的愤怒和勇气，我更大声的说：不是我就是不是我。他见没有吓住我，可能也觉得这件事不是我做的，就放下桌腿，说不是你，你也一定知道是谁，说出那个人，你就没事了。我当然知道是谁，但我绝不会做叛徒和
细，更不会在他面前做。他见问不出什么，就放我回去了，也没再追究那个人是谁。也许那个人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人是不是我。也是这个校长，在课间，我们四个学生在一起做喝酒干杯的游戏，这个游戏以前我们经常玩，就是把手攥空当酒杯，然后再碰，做出干杯的样子，但这次我们做这个游戏恰在
泽东逝世期间。被这个校长看见后，就把我们几个用绳子拴在一起，让我们去公社投案。我那时还不到十岁，并不怎样害怕，还觉得
好玩，可有两个同学吓哭了。另一个同学很生气。说去就去，拽着我们往校外走。还没走出学校，这位校长又把我们叫了回来，松开了事。这件事我没什么感觉，可这次是冤枉我，我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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