芦队长
　　　写在前面的几句话：我与中国大地上的许多人一样，在那“史无前列”的岁月里，下放到一个偏僻的山村度过了十载。虽然那时的我年龄还不大，但从习惯了的城市生活中，陡然走到一个陌生、贫穷、封闭、落后的乡村去生活，你可以想像该有多难。这十年，是我生理年龄中的黄金岁月，可是我却并未享受到黄金岁月的喜悦，几乎每天都是脸朝黄泥背朝天，一锄一犁地修理着地球。这十年，在我人生的年轮中，刻下了太深的印痕，使我永远无法忘怀。虽说那是一个并不值得怀念的岁月，但那十年的农民生活，却使我对农民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和很深的感情，尤其是那一个个纯朴实在、个性鲜明地的农民，尽管许多人已经作古，但他们仍鲜活地活在我的脑海中。虽然我还不能准确地描述他们，但我仍希望用我笨拙的笔，让大家认识认识他们。

　笔者

　这还是“四人帮”横行的年代。

　白杨二队的芦队长，抱定他那个老主意：管它是“平水壶（浒）”还是“尖水壶（浒）”反正全生产队百多口子人，吃饭要得紧。不种庄稼，大伙儿就得喝西北风。

　这雨都下了好几天了还没住点，黑云还在头顶上直打滚，可是苕院子里的秧子快牵藤藤了，有的地方挤得太密都烧黄了。天刚亮，还没等雨停下，芦队长就赶忙安排起今天的农活了。

　“喂，都听到，队上的苕秧子都已经烧厢了，盼了这么久的雨已经下透墒了，现在，大人、细娃儿、老汉、老婆子都赶快上坡了！挖不了窝子的撑秧子，爬不了坡的扯秧子，今天争取把枇杷树梁那块地栽完。”

　芦队长，别看他已年过六旬，脸上的皱纹抓下来够一大盘子的，可那声音却似洪钟，嗓门比年轻人还响亮。他站在生产队保管室－－全队最集中的这条山梁上一喊，只见住在这个山沟沟里，那个山梁梁上的社员，就一路一串的往枇杷树梁赶。刚到晌午时分，就已经栽了十多亩地了，下午再加把劲，这块地就一定能栽完。

　大家吃中午饭时，一个个子矮矮的，肩膀半边高半边低，走路脚踮一踮的，似乎总想跟别人比高低的公社副主任，－－去年选青时才提拔起来的姜副主任，来白杨大队检查生产来了。刚翻过山梁一看，白杨二队的红苕全都栽的是“天星”这还了得，县委一再指示，公社反复强调，今年红苕栽培技术必须全面革新，实行“科学种田”全部实行垄栽或堆栽，彻底消灭“天星”可白杨二队竟栽了这么多的“天星”这不是公然对抗上级的指示吗？他看地里没有人，估计社员都回家吃饭去了，就直接到芦队长家找人。

　到芦队长家一问，芦队长那老伴就半是心疼半是埋怨地当着姜主任唠叨开了：“咳，这鬼老头子简直不要命了，昨晚上腿杆、杆痛得他哼咆了的，一身就像烂，挨都挨不得。可今儿一早，天才麻麻亮就喊人上坡了。这阵儿，人家都回家吃晌饭了，他还死到坡上不晓得回来。”芦大娘一边唠叨着，一边招呼着姜主任吃饭。姜主任这会儿正急着找人，顾不上吃饭，再说他已经吃过了。他听院子里回家吃饭的社员说芦队长在包谷制种地里，就径直到那儿去找芦队长了。

　芦队长这会儿正带着个小青年在包谷制种地里拔草间苗。看老天爷还想下雨，他想抢在下雨前间完苗，追一次拔节肥。老队长对这制种可感兴趣呢。以前种本地包谷，不管咋侍，亩产上到二百来斤就再也上不去了。那年，听说有个生产队搞杂包谷，产量比本地包谷高，他硬是用五换一的比例换了几斤种子回来试种。果然，这杂种比本地种子的产量提高了一大截。第二年，他就大面积种，可到了第三年，同样的种子产量却下来了。他跑到农技站一问，农技站的同志热情地对他讲了一大堆杂种子的科学道理。人家讲的那些科学道理和名词、术语，他一句也没记住。可有一点他却记得扎实，那就是杂种子至多能种两年，到了第三年就失去了杂优势，要想继续种，就得另配种才行。老队长嫌买种子太贵，就买了公母原种，每年自己制种。现在他们的包谷亩产已达到了四百多斤了。因此，他对这制种包谷啊，就像心疼幺儿一样，总是对它们偏吃偏喝。大田才追完第一次肥，这制种包谷就准备追第二次肥了呢！今天地里得很，他急着要追肥，可又怕人多踩坏了制种地，所以他只找了一个帮手，亲自来间苗拔草。用他的话说，苗壮才能籽壮，种籽壮丰收才有保障。早一天上肥，苗苗就会早一天变样。为了适应本地气候、土壤，他们还自己培育出了一种抗干旱、抗倒伏的高产品种。这会儿，他们正在侍着自己培育的杂系。这阵子，老队长一边拔草间苗，一边和身旁的小青年啦呱着：

　“咳，这包谷有了杂种，红苕却没得杂种，要是红苕像杂包谷一样有杂优势可发挥，我们的红苕产量就会大翻梢。可惜，红苕只能用堆栽、垄栽提高产量，而在我们这地方又铺不开，既费工费时，产量还提不高，总的算起来还吃亏。”小青年抹了抹汗水，接着他的话茬：

　“哎，大叔，听说今年公社下了死命令，红苕栽种要来场革命，实行科学种田，全部要搞垄栽或堆栽，可今天咋又让他们全都栽‘天星’呢？”

　“哼，什么死命令不死命令，种庄稼总得讲点儿实际嘛。你忘啦，咱们冠石梁那块地，往年总得挖个两万多斤苕，可去年搞垄栽，只挖了一万多斤。为啥呢？咱们这坡坡地，本来土就薄，怕旱。把土一提成垄，土地面积缩了一半不说，下点儿雨，雨水都顺到沟沟里走了，一点墒都保不住。可要是一出太阳，就把提成的垄晒个二面黄，苗苗死掉一大半，哪有不减产的？再说，咱们队是地广土薄，搞一亩垄栽的时间能栽两亩‘天星’，亩产还比天星低，我图那个形式做啥？堰塘坪、筲箕湾那两块泎水地，他们不让我搞垄栽、堆栽我还要搞呢。反正我就认那个死理，科学种田就是要多打粮食，不能多收粮食就是不科学！”

　“这年头，这么做，你不怕挨批斗呀？”

　“嘿，莫管他那个经。那些端铁饭碗的有收成没收成都饿不了肚子，我们可是端的泥巴碗，收不到粮食，我们吃啥？去年要不是杂包谷多收了点儿，这两天恐怕就得捆紧带过日子了。只要大伙儿能吃饭，天天挨批我都干。”末了，老队长说了两句顺口溜，把小青年给逗乐了。小青年笑着说：“谁要是批斗你，社员是不会答应的。”正说着，姜主任来了。

　姜主任把芦队长叫到地头上，黑着脸说：“公社的命令你执行不执行？为啥栽那么多‘天星’？”芦队长冷冷地答到：“因为能多收点粮食。”“粮食，粮食，你就知道多收几颗粮食，路线还要不要？不执行上级命令，就是不讲路线，这问题严重嘞。唐三娃子，通知社员吃了晌午饭到保管室开会。”那个叫唐三娃子的小青年站起来怔了一会儿，似乎才想起了什么“哟，真的，你看他们吃了晌午饭都上坡了。”唐三娃子摸了摸肚皮，这才感觉到饿了－－，原来他们干了，忘了吃饭。

　芦队长没有回去吃饭。不一会儿，社员都来了。大家不知道这会儿开啥会，有的还在嘀咕着“这么好的墒口不抓紧栽苕，开哪门子会嘛。”姜主任看人来齐了，他就从国内外大好形势一直讲到批林批孔、评《水浒》，最后才讲到：“搞什么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。现在有些人，热衷于搞老一套，不搞科学种田，只要粮食，不要路线，这不就是复辟倒退吗？这不就是阶级斗争的具体反映吗？你们队的芦队长就是这样一个人！”说到这里，姜主任向社员瞟了一眼，只见那些趁开会纳鞋底的妇女停下了手里的针线活；凑到一堆总喜欢挤眉眼、吃、吃笑个不停地姑娘们没了笑声；那些好动地小伙子突然变得十分规矩了；只有那些大爷、汉子们手里的烟管嗞啦嗞啦地响得更凶了。姜主任十分得意他的演说发生了效力。顿了顿，又讲开了：“县委一再指示，公社也多次强调，今年要彻底消灭‘天星’，可是芦队长公开对抗上级指示，破坏科学种田。今天，我们就要用这一阶级斗争事实，开个批判会，以此推动我们的革命和生产。会后，必须将所栽的‘天星’统统拔掉，全部搞垄栽。现在，芦队长先到前头来作自我批判，再接受大家的批判。”

　芦队长倒当真站在大家面前去了，不过他却没说啥，只把那个小烟袋锅子咂得嗞嗞直响，一阵阵青烟不停地从他那有些干瘪的嘴角里冒出来。

　一阵难耐的沉默。

　这时，姜主任转到芦队长的对面，找了个地方坐下来，准备听批判发言。他看芦队长自己不说，就向后边的社员动员到：“他自己不说，大家发言。”

　又是一阵沉默。

　姜主任见还是没人说话，就又进行了一阵启发、动员。

　隔了一会儿，一个虎头虎脑地小伙子站了起来，霎时，大家的目光都移向了他。有惊讶的，有怀疑的，有愤怒的，当然，也有得意的－－那就是姜主任投来的目光。忽然，一个老汉涨红着脸吼道：“二豹子，你狗的想干啥？”老汉也许太激动了，握着烟袋锅子的手都有些发抖。这老汉是那个叫“二豹子”的小伙子的父亲，平时三子都砸不出个来的人，这会儿居然率先说话了。老汉的话刚落地，就听着一阵闷雷似的声音从大家头顶滚过：“要是种庄稼也有罪的话，我今天的窝子挖得最多，我也该受批判！”说着，就昂着头走到芦队长身边站到。社员们都向他投以欣喜、钦佩的目光。二豹子刚站稳，那个叫唐三娃子的小青年也一声不响地站在了芦队长身边。

　就这样，没有人说话，甚至连一声咳嗽都没有，社员们都不声不响地站在了芦队长周围。让个姜主任孤零零地坐在那里，怔怔地望着大家。 　M.ｓｓVｖｘS.cｏ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