朋友郑耀是内地进藏的援藏干部。在内地时，他已是正科级，人极正派而见机，写有一手漂亮的字和漂亮的文章，是一个前程看好的年轻干部。
那年县里分了一个进藏的指标，是时，孔繁森的事迹正传遍大江南北，年届不惑仍热血沸腾的郑耀便报名要求进藏。他说，曾有那么多的理想激励着他在人生的成长中，一次次洗涤自己的灵魂，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升华。就在这样的一次次中，自己慢慢地领悟了人生的真谛。他曾是广阔天地里的新农民，曾在深山里的那间茅草屋里，与“战友”们相互鼓励，挑灯夜战，走进了“文革”后再次开启的大学校门。走出大学后的机关工作，让自己
渐平庸，仿佛一切应酬都有非常合理的借口。这样的平庸连身躯都在一天天的日子里，往宽处发展。平庸的日子，平庸的思想，足于掐灭一个人精神的火花。为此，郑耀沮丧过。他试图拯救自己的平庸，但如此的心灵挣扎，犹如陷进了沼泽泥淖，越努力自拔，却陷得越来越深。孔繁森，一个平凡的名字，在他已静如止水的生活中，
起了层层涟漪。正好，单位里没有谁想为自己塑一座雕像，一听说郑耀主动要求到西藏，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向他伸出了手，并众口一辞地说：郑耀，好好干，我们支持你！郑耀的自愿，解除了单位里所有人的心病。郑耀想再树一个理想，让自己的生活重扬风帆。不顾家人的反对，他铁定了进藏的决心，并且要求到最艰苦的阿里地区工作，因为那里是孔繁森工作过的地方。
西藏生活的艰难远远超过了郑耀的想象。在人烟稀少的阿里地区，茫茫雪原中，颤栗在寒风里的小草，都会令他感动不已。生命的顽强在于对阳光的渴望，大概缘于对世界屋脊的崇拜，藏民艰难而十分有信仰地生活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，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，有强大的力量支撑着他们在雪域中笑看
出月落。已是阿里地区行署副秘书长的郑耀在走访藏民时发现，藏民们极少像内地的农民那样发展家庭养殖业，于是，每到一处，他都不厌其烦地动员藏民养
喂猪。在一次回内地探亲的回藏途中，他竟在成都街头买了一竹篓100只雏乘机飞抵拉萨。几经周折来到阿里时，尚有82只雏，看来的高原反应，远不像人的高原反应那样强烈。郑耀把雏
分到藏民家里，藏民们的那份喜悦无不溢于言表。藏民达瓦卓玛分到了5只雏。40多岁的达瓦卓玛把
茸茸的娃捧在脸庞中，那份疼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。工作的繁忙让郑耀无暇顾及那一群内地
的生长。一年以后，郑耀路过达瓦卓玛家，便走进了她的家门。达瓦卓玛兴冲冲地用藏语告诉郑耀，的生长很好。她位着郑耀的手走到后院，指着那群上窜下跳的，又用生涩的汉话对郑耀说：“现在家里有19只我，15只书记。”郑耀琢磨着“我”与“书记”的含义，不解地频频点头，而随行的行署机关的藏族小伙嘎玛扎巴却捂着嘴在笑。走出达瓦卓玛家，郑耀问嘎玛扎巴笑什么。嘎玛扎巴说，达瓦卓玛不会说汉话，不知汉语中有男女公母之称。达瓦卓玛是女的，因此把母
说成是“我”郑耀是男的，阿里的藏民们把府政的官员一律称之为书记，因为孔繁森曾是阿里地区的书记，因此公便是“书记”郑耀听这解释，忍不住也笑了。当已回内地的郑耀将这故事告诉我时，我将就把“书记
”的雅号送给了郑耀，他十分欣然地接受了我送的这个并不雅的雅号，并有几分自得。他说，只要你做了一件有益的事，藏民们就会记你一辈子，孔繁森的丰碑就是这样树在藏民们心中的。回内地的郑耀提起在西藏的日子，常常会眼圈发红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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